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想成为狼，成为狼王。但，有些人注定天生是羊，平凡、普通，这类人占大多数。在丛林中，死的最快的不是羊，而是以为自己是狼的羊。他们以为头上一对没大用的犄角就是杀人的利器，洋洋得意，毫无戒心，而且还想着去和狼一较高下，所以，最早的牺牲品就是他们，然后才是普通的羊。作一只普通的羊，只要安安分分，其实也会快乐，毕竟，狼不会吃掉所有的羊。

如果，你天生就是狼，那么，除了成为狼王或是相近级别，你虽然是森林中的强者，但你的一生很难感到快乐，因为，你的同类都是强者，因为，每一只狼都想成为狼王。有追求就会有痛苦。况且，在狼群的生活法则中，如果你是一只像羊一样的狼，那也会被抛弃的。狼们，除了拼，还是拼。

森林中的强者注定是极少数，还有一些人牺牲或被迫转移到别的森林，人生无非如此！抱着对人生美好憧憬的同学们，你是狼，还是羊？尽管，每个老师的临别赠言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莫斯科打出租很难，可又很容易。

    为了打车，我和朋友们经常要在寒风中的马路边上等上半个多小时，才会碰到一辆停下来，并且愿意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的车，当然价格也要合理。但也时常耐不住寒冷，为达到目的，以价格为诱惑，迁就那些贪图小利的司机，所以说打车很难。不过，在莫斯科当你伸手的时候，并非只有出租车才会停下来，只要你站在路边伸手，任何一辆车都有停下来的可能，只要价格说妥了，你就可以把它当出租车看待，因此，打车也很容易。90年的莫斯科街头，川流不息的汽车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熟悉的苏联国产品牌，诸如伏尔加、莫斯科人、拉达和日古利等。其中的伏尔加充当了出租车的角色，车身是灰白色，与莫斯科的天空一样，有着黑白方格的出租标志，车内宽敞，后备厢也大，这也许就是运用伏尔加作出租车的原因吧。不过，这样的正规出租车数量不多，在大的街道上还经常见到，小街里就很少，更别说是到了晚上了。

    第一次要打出租是去大使馆。刚到了莫斯科两天，就是中国农历的中秋佳节了。在机场接我们的使馆老师曾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地铁图，并标出了中国大使馆所处的位置。于是，看着密密麻麻蛛网似的地铁图，我心想这怎么找呀，上面的俄文一个字母都不认识，再说还要倒公共汽车。怎么办？只好打车去了！那天和同来的同学分别时，专门请学过俄语的同学给写了一张纸条：中国大使馆，友谊大街。这纸条就是为了打车时给司机看的。谁知，当我拿着纸条给一位会英语苏联同学看，并得意地告诉他我要凭这去大使馆时，他却哈哈大笑了，弄得我不知所措的。“英苏，去友谊大街该用多少钱呀？”他笑着问我。我不屑地回答：“车上不是有表吗，显示多少是多少呗！”他又笑了，“那也许在北京可以，这儿不行！”他又强调地摆了摆手，“不行，这儿的车不打表的，都是现谈价钱！”他把那张纸条送到我手上，又接着说：“再说，在莫斯科打车，所有的车都有可能停下来的，你上哪儿找计价器去！”我彻底地晕了，这也太不一样了！想着中国国内满街的小黄面包，闪烁的计价器，热情的的哥……全不是这回事儿！经过他解释，我才明白了，由于物价飞涨，出租车的计价器早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所显示的价格太低，所以就采取了议价的方式。同时，以前极个别的非出租车载客的情况在经济压力下也变了，私家车、各式各样的公车都投入了拉出租的行列，挣个顺路钱，或是下班出来转几圈，运气好的话，比上班都好！价格也在这种议价形式中有了相对的“行业定价”，算是公道的价格。一般打车时，在路边就伸手，停下什么车算什么车，打开车门，你就说出要去的地方，如果愿意去，他会问你出多少钱，价钱说好，上车走人，这就是当时莫斯科的出租车状况。

今天特意去看了，觉得不错！中国的熊猫，在好莱坞的动画师笔下，无论从造型还是动作，完全给了我们一个新颖的感觉，熊猫，不再是“盼盼”或是“欢欢”，他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卖面条，爱做梦，喜欢幻想，并且贪吃的小人物。但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是小人物。正是这样一些小人物，当他们相信了自己，坚定了信念，完全可以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试问，这不正是当前灾区人民需要的精神抚慰吗？为什么不让他们看呢？这样一个熊猫，究竟会伤害谁的感情？

当熊猫阿宝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当他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他就不再是一个笨拙的胖熊猫，而成了英雄。人都有弱点，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每个人只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都会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呢？至少，这只憨态可掬的熊猫带给了我们快乐，伴随着一些励志。国难当头，某些人这边拿一只熊猫说事，那边又打着道谢的旗号去周游列国，真可怜！真是很同意前几天陆川博客里的那句话，千万放过功夫熊猫吧！

    苏联高校与中国不同，学生年龄不是限制，不但可以结婚，也可以生孩子，学院的宿舍也就经常可以看到童车放在走廊里。有些是学生夫妻，有的则纯粹是家属，整天在宿舍里带孩子。在学习之余也经常做饭，但要特别在意厨房的卫生。有一天晚上，刚吃完饭就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同学的妻子，来者不善的样子，一开口就说：“你应该去清一下下水道！”“为什么？”我有些恼怒地反问。她眉毛一扬，说：“下水道堵了，是被米饭堵的，我们只吃土豆，而你是吃米饭的！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她的态度不容置疑，我是最大的嫌疑人。“姑娘，”我无奈地说，“今天我没有做饭，是在食堂吃的！况且，这层楼有不止我一个亚洲人！”她愣了一下，仿佛被问住了，可接着又不依不饶地追问：“那你说会是谁呢？这也太不自觉了！”我一想，十有八九是厨房边上那房间里的越南人做饭后没注意留下的，既然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我就建议她去那儿问问。我关上了门，很快旁边响起了敲门声。当我再次去厨房烧开水时，看到那个越南同学正在埋头收拾洗碗池子。

    苏里柯夫美术学院地处莫斯科的中心位置，与地铁中环相距不远，在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街上。学院就是临街的一栋灰色的现代工业化的楼，不高，只有四层，从外面看很不起眼，玻璃门旁的一块黑地金字的小牌子表示了这里是美院。从街上走过，可以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看到一楼画室中杂乱的画架和画板上未完成的作品。苏联的艺术院校学生与国内的学生很不一样，正如我第一次站在这里时，看着进进出出的人，居然半天不敢确认这里是美术学院，直到看到有人扛着一张油画走了出来。国内的艺术院校学生衣着很随便，都是休闲装，尤其是美术专业的学生，打扮的更是另类一些，可在这里，学生们好多穿西服的，尤其是女生，套装、高跟鞋，还细细地化了妆，这样的打扮在国内的画室中根本见不到。我和别的中国同学交流后，一致认为“尤其是穿着西裤在画室里画画，实在觉得别扭。”

    苏里柯夫美术学院的学生宿舍楼比美院要高出好多倍，是一幢12层高的楼，距离学院仅50米之遥，这在苏联的大学中是少有的近了，有的学院宿舍离学院要倒好几趟车！美院宿舍是一座砖红色的楼，大门和所有的莫斯科建筑一样，是双层的，两层门间的墙都是玻璃的，所以就可以在冬天看到从外面回来的人过了一道门后，在地上跺跺脚，甩掉靴子上的雪泥，摘掉帽子，然后通过第二道门进了宿舍的门厅。门厅的一边是宿舍看门人的小屋和通往楼上的两部小电梯，旁边是步行楼梯，电梯边的墙上有3部公用投币电话。门厅的另一边是通往学院餐厅的走廊，和宿舍区用栏杆隔开。学院的餐厅设在宿舍楼里，对住宿的学生方便极了。二层以上是宿舍。每层有十几个套间，分布在走廊的两侧。每个套间内是一个小门厅，两侧分别是厕所和洗澡间，正对大门的是两个相邻的小房间，每个房间住着1-2个学生。每层楼都有公用厨房，在走廊的尽头，另一头是个小阳台和安全楼梯，由于背光且寒冷，通往阳台的门始终关着。公用厨房里有两台烤箱灶，每个灶有四个火眼，下面是烤箱，都是用电的。苏联的基础设施极为完善，所以宿舍中的水龙头和所有苏联的水龙头一样，里面24小时流着热水。热水不能饮用，而冷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苏里柯夫宿舍的条件在莫斯科算是不错的，可能是因为学生相对少的缘故。每个学生都有一张不错的弹簧床，室内还有个壁橱。每个人还可以去管理员处领一套寝具，其中的枕套、床单、被罩和毛巾是一个月换一次的，把换下来的送到管理员处，领取一套洗好的、还上了浆的干净寝具。第一次从管理员那儿领到时，还不太会用，最终是在高年级的中国学生帮助下才算把床铺好，但还是把毛巾当枕巾用了。关于宿舍领寝具的事，还流传着一个著名的笑话：在莫斯科大学的预备系，来了一名非洲的学生。在宿舍住下不久，他就发现同屋的阿拉伯人拥有两个枕头，很舒服。经过连比划带说的交流，他确认是从管理员那儿领的。于是，这位非洲学生在去找管理员之前，查了查词典，并记下了枕头的俄语发音是“巴杜士卡”。可当他一路念叨着找到管理员时，他就把“巴杜士卡”记成了“巴德鲁士卡”，可“巴德鲁士卡”是“关系暧昧的女朋友”的意思！一进门，这位老兄就气横横地问：“为什末我的同屋有两个‘巴德鲁士卡’，而我只有一个？！”管理员不解地说：“他有两个女朋友，是他自己找的，问我干吗！”“不！”黑人兄弟气愤地说：“他说是从你这里领的！所以，你必须也再给我一个！”管理员也生气了：“什末？我发女朋友？你把我当什末人了！我们是社会主义，是不能胡来的！”于是，黑人兄弟立刻认为自己受到了种族歧视，并告到了外办，这个笑话也就很快流传开了。

今天很不幸，汽油又涨价了！